（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记者 王振雅）右上臂包块、眼睑浮肿、脸下部异常肿大，患病八年来，四处求医无果，让14岁的小周（化名）饱受疾病困扰。小周得了一种叫“木村病”的怪病。这是一种罕见病，在北京协和医院的病案历史记载中，20世纪80年代至今，确诊的仅有60多人。
发病原因不明，没有特效药……在如此的诊疗窘境中，北京协和医院风湿免疫科副主任张文等医生为其个性化定制治疗方案，小周无需住院只需定期门诊复诊，让其在生活和看病之间找到最佳平衡点。这一木村病患者有效救治背后，是北京协和医院近一个世纪以来，对木村病诊疗的持续深耕探索。
在北京协和医院罕见病会诊中心，北京协和医院肾内科主治医师胡蓉蓉对木村病进行汇报。受访者供图
“它是吗？”，进展缓慢易误诊
张文主任医师的注意力，被患者小周肿大的颈部吸引。“我们可能不会仅仅局限于肿物的角度，可能会想他是不是一个全身疾病相关的。”经过包块的活检，小周被诊断为木村病。这个看似偶然的诊断，揭开了一个在医学界尘封已久又悄然存在的疾病世界。
木村病，此前曾被称为嗜酸性粒细胞增生性淋巴肉芽肿，是一种罕见的、病因未明的、主要累及耳周及颌下区，及其他淋巴结区为主要表现的免疫介导的慢性炎性疾病，好发于亚洲青年男性。此病至今全球报道约1000例，其病程进展缓慢，早期常因无症状而易被漏诊或误诊。人们对其认识不够，本病常被误诊为肿瘤。
“患者在头颈部出现肿块，往往也不疼，许多患者也会选择直接切除。但疾病的复杂性，肿块有可能复发，并且可能累及肾脏、心血管等全身多个系统。”北京协和医院采用MDT诊疗模式为临床患者，制定个性化诊疗方案。
肾内科胡蓉蓉主治医师回忆，从病案科检索，北京协和医院最早的病例记录可追溯到1925年。与近一个世纪的认知历史形成反差的是，木村病至今仍笼罩在重重迷雾之中：发病机制不明，无根治方法，患者往往在多个科室间辗转徘徊。
1937年，北京协和医院肿瘤科金显宅与司徒展医生首次在中华医学会年会上报告了7例特殊病例——患者表现为头颈部无痛性肿块，伴随外周血嗜酸性粒细胞显著升高。他们将此病命名为“嗜酸性粒细胞增生性淋巴肉芽肿”，研究成果发表在《中华医学杂志》，比日本学者Kimura在1948年的系统描述早了11年。正是这“早一步”的发现，开启了全球对木村病的认知之门。
“病例太少、研究有限”，串珠成线拼出罕见病轮廓
木村病，不急、不烈、大多不致命，却伴随患者终生。诊断依赖于临床经验与病理的艰难结合，考验着医者的耐心、智慧与医疗体系的协作能力。这一罕见病的探索，从一开始就充满了拼图的色彩。
患者可能因为颌面部的肿块去口腔科或耳鼻喉科去行切除或活检，因嗜酸性粒细胞显著升高就诊于血液内科，因IgE增高被转至变态反应科，而像小周这一病例，则是以多发肿物为首发表现来到协和医院风湿免疫科就诊。
“在很长一段时间，大部分病人到医院还是因为有肿块，做了活检，靠病理才诊断木村病。”胡蓉蓉介绍，由于木村病存在浸润性生长、界限不清、病灶多发、合并局部淋巴结病变等特点，手术切缘往往很难达到完全阴性，术后复发率相对较高。“一些手术切除的患者，发现肿块又长了，才来协和医院治疗。”
病案科一直是北京协和医院的临床医生们依靠的是最宝贵的“纽带”。一个个散落在不同科室、以不同主诉记载的病例，通过病案室的归档与后来者的有心检索，慢慢串联起来，拼凑出木村病模糊的轮廓。
北京协和医院的医生们正是通过回顾性检索，才将临床遇到的零星病例与历史上“金老”报道的那个陌生疾病联系在了一起。诊断的确立，至今仍依赖临床与病理的“互补”。
病理切片上，可以看到淋巴滤泡增生、嗜酸性粒细胞浸润甚至嗜酸性微脓肿形成的特征性表现。但这并非绝对特异的疾病“金标准”。这种综合判断，高度依赖于医生的经验和警惕性。
在到北京协和医院就诊前，小周经历多家医院、诸多科室，都没有确诊为木村病。正如北京协和医院作为一个国家级疑难罕见病诊疗中心，其价值不仅在于拥有顶尖的专家，更在于其多学科积淀所形成的、能够识别“异常”的临床直觉与系统思维。
累计全身多个系统，精准治疗是新趋势
木村病的症状多样且缺乏特异性，在基层或专科划分过细的医疗机构，极易被当作局部问题处理。“切了就行”可能是许多颌面部肿物患者的共同经历。胡蓉蓉道出了多数罕见病患者的现实困境。
然而，木村病是一个系统性疾病。“它虽然在归类上属于罕见病，但罕见病其实是可以有各个脏器、各个系统受累的。”胡蓉蓉将它类比于系统性红斑狼疮，“狼疮严格意义上是一种风湿免疫病，但主要受累到肾脏时，可能先来肾内科；主要表现血液系统损害时，可能去血液内科。”木村病亦然，其诊疗“主场”取决于此次发病的主要受累器官。
这种特性对现代专科化的医疗体系提出了挑战，也催生了协同。目前，在协和医院对于木村病的治疗呈现一种“分阶段、分目标”的务实策略。
小周此前在门诊治疗，存在抗IL-5单抗疗效不佳的情况，病情反复……“当标准治疗效果不佳或出现反复时，需要更高级别的协作智慧。”于是，协和医院将多学科协作模式应用于木村病诊疗。风湿免疫科、肾内科、血液内科、全科医学科（普通内科）、变态反应科、耳鼻喉科、病理科及放射科等共同构建起立体化诊疗网络。
“半盲”状态是许多自身免疫炎症性疾病的共同困境。目前，对于木村病的治疗目标并非“根治”，而是“缓解”与“共处”。医学的探索并未止步。近年来，生物制剂和小分子靶向药物精准针对木村病发病中的关键分子及信号通路，为木村病的治疗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
但是，新药长期的免疫影响和潜在副作用，需要更长时间的观察。“它很考验一个医疗团队，因为如果没有一个强大的后续对不良反应的诊治能力和对药物的机制的理解，不敢这么去用药。”
这种“考验”，恰恰体现了顶尖医疗中心在罕见病前沿探索中的不可替代性。这里不仅有敢于尝试的勇气，更有应对复杂局面的综合实力作为后盾。
免疫因素在木村病发病过程中的重要地位已逐渐成为学者的共识。木村病患者外周血Th2和Tc1细胞数量显著增加，IL-4、IL-5和IL-13 水平升高，嗜酸性粒细胞升高。近年来，针对上述免疫细胞、细胞因子及信号通路的生物制剂及小分子药物也大量面世。
目前多篇文献发表了使用针对上述靶点的生物制剂 （IgE、IL-4R、IL-5、IL-5R）与小分子药物（JAK 抑制剂）治疗木村病的成功案例，为木村病的治疗带来了曙光。
科研探索不止，在病例荒漠中寻找绿洲
医学的进步，离不开科研的驱动。但对于木村病这样的罕见病，科研之路格外坎坷，最大的挑战在于病例的稀缺。“全世界报道的也没有特别多，”胡蓉蓉说，病例稀少，意味着任何基于临床的研究，其统计效能和发现普适规律的能力都受限。
然而，探索的价值并未因困难而熄灭。“作为一个医生，任何疾病如果没有得到完全的解释，大家都会有这个想法去把它搞清楚。”胡蓉蓉的话代表了协和一线医研者的朴素动力。
如今，北京协和医院血液内科、肾内科、风湿免疫科等医生们，明确了不同治疗方案（如放疗、全身免疫抑制）的有效性和大致复发率，为后续治疗选择奠定了基础。他们每一次MDT讨论、每一例新患者的精细管理，都在积累宝贵的真实世界数据与经验。
罕见病的诊疗，从来不是单个医生的孤军奋战，其背后是整体医疗体系的支撑。胡蓉蓉多次提到协和医院的平台优势。例如，医院主导开发的AI辅助诊疗模型“协和·太初”，嵌入医院APP，患者或基层医生可以输入症状，获得初步的诊断方向或就诊科室建议，这有助于在早期将木村病这类罕见病纳入鉴别诊断视野，减少误诊和转诊弯路。
小周的病情在药物控制下趋于稳定，未来或许会与这个慢性疾病长期共存，在医生的护航下，努力接近一个普通少年的成长轨迹。他的故事，是木村病诊疗现状的一个缩影：有挑战，也有成熟的管理方案；无法根治，但可控制；需要长期关注，但不必过度恐惧。
在胡蓉蓉看来，罕见病的探索就像在荒漠中寻找绿洲，过程漫长，但每一步都算数。从20世纪首个病例的模糊记载，到如今基于临床-病理的综合诊断与多学科协作管理；从单纯手术切除，到激素、免疫抑制剂的全身治疗，再到靶向药物的谨慎尝试；从个案的偶然发现，到通过病案检索、AI辅助、学术交流逐渐连点成线。木村病探索，每一步都步履维艰，每一步都凝聚着像胡蓉蓉这样无数临床工作者的心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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